王猛与非常时期的国家体委(之二)顶压力大胆彻底“解放”干部有国家体委系统的干部770多人，其中司局级以上干部25人，科处级干部115人。许多干部都在被审查之中。这些干部均以连队为编制，实行军事化管理，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王猛对干校领导汇报生产情况和如何发展生产的设想不感兴趣，他要了解的是干部审查工作的进展和他们的生活情况。

　　晚上，他来到干校宿舍，只见大机库里一家家拖儿带女的，仅仅用一块块塑料布隔开，空气浑浊，灯光灰暗，孩子哭闹，杂乱不堪，看到这些干了一辈子体育的老干部生活如此窘迫，他心头很不是滋味。

　　王猛找了各方面的人谈话，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还召见了部分正在被审查的机关司、局长、体院教授和国家队教练。那天见面时，田径教练黄健最后一个到场，军代表不知出于什么考虑，介绍黄健时说了一通好话：“他是著名教练黄健，培养了世界纪录创造者郑凤荣、倪志钦，在干校劳动也很出色。”想不到黄健却气鼓鼓地对军代表瞪着眼睛，用不太熟练的普通话说：“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是苏修特务，资产阶级权威。”这下子把大家惊呆了。军代表十分尴尬，在新来的体委主任面前也不便发作。

　　王猛深知，只有掌握第一手资料，才有发言权，为了解放体委的干部，必须了解“五七”干校的现状。1971年11月，王猛派副主任陈培民前往山西屯留，向“五七”干校的干部传达有关“9・13”事件的，陈培民看到干部们整天在干体力农活，生活条件很差，回来向王猛作了汇报。1972年元旦过后，王猛就带领几个人辗转来到偏远的山西屯留实地调研，我也是随行者之一。

　　当时的屯留“五七”干校共写信，要求过问他的事，要求澄清他是不是反?是不是资产阶级权威?是不是苏修特务?对黄健很了解，黄健的父亲是的老战友，当年是总理派人将两岁的黄健和母亲一起送往苏联的。当时见到信后指示王猛要过问一下黄健的事。因此王猛不介意黄健的态度，示意他坐下后交谈。后来王猛在讲话中也说了几句要正确对待审查、正确对待群众的话，但主要讲的是干部是党的宝贵财富，我们的干部要各尽其能，各尽其才，党的事业需要你们。

　　在见面结束时，王猛和大家一一握手。最后与黄健握手时，王猛带着微笑说了一句：“黄健，你有专长!”黄健从小在苏联长大，汉语不如俄语说得好，还听不明白“专长”二字的意思，心想是不是因为我刚才无理而批评我呢。下来就问身边的人，人家告诉他：“是表扬你呢，说你有专门的技术，有水平!”黄健顿时心头一热，过了不久他就获得解放而调回北京，王猛的有力一握和“专长”二字，他永远不会忘记。后来在他出版的自传《挑战高度――一个教练的回忆》一书中，专门写了一节“转机――王猛同志来看望我们了，”叙述王猛当年到干校的情景。

　　从干校回来，王猛等国家体委的领导到国务院汇报工作。关切地询问体委的干部现在都在哪里?王猛回答：“在山西的长治地区屯留县，最近我去看了一下。”

　　听后自言自语：“屯留这个名字就不好，又屯又留，屯在那里，留在那里。”他转而问国家体委的另一位老领导：他们在那里的情况你知道吗? 那位领导说：“不知道，我没有去过。”不太高兴：“你解放了，把他们忘了。把干部丢在底下，也不用，不去看。”后来又批评道：“你不是老的吗?你不关心干部，我看把你的军装脱掉你就关心了。”意思是脱掉军装也应该让他去干校。

　　事不宜迟，只争朝夕。王猛和领导班子立即进行认真研究，决定派副主任姚晓程带领工作组，于1972年春节前夕去山西屯留，与下放干部一起过春节，主要是着手对“”中的干部审查工作进行清理。

　　姚晓程带领工作组到达屯留，干校的学员听说国家体委领导来了，都异常兴奋，一些本来打算请假回北京过春节的干部，也纷纷留下来，要求与领导和工作组见面、谈心。

　　经过春节前后20多天的紧张工作，姚晓程摸清了情况，解放干部的主要阻力来自极“左”。干校军代表和专案组成员，对解放干部思想不通，无限上纲，抓住不放，有些人的问题查了许多年，几乎跑遍了全中国也没有查清，都挂在那里，难以作结论。例如体育报副总编辑姚黎民，年轻时参加山东地下党，抗战时期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被捕过，他爱人的妹妹嫁给了一个美国飞行员，有叛徒嫌疑，还有严重的社会关系，查来查去，又找不到确凿的证据，就一直关在“牛棚”里。类似的情况还很多，这些问题怎么办?姚晓程请示王猛。

　　王猛明确指示：将极左思想严重的军代表尽快撤回部队，消除极左思想影响，坚持实事求是。要历史地、客观地看待问题，一些老同志经历的事情比较多，社会关系复杂，并不需要事事处处都查清楚，只要决定性质的问题基本清楚了，不影响定性，就可以解放，有的可以先出来工作，然后再作结论。

　　有了明确的指导思想，姚晓程大胆放手地开展工作，难题迎刃而解，很快把挂在那里的干部一一解放了。

　　王猛听取李梦华的建议，举办全国性的运动会，运用竞赛杠杆，来推动体育事业的恢复和发展。经研究决定，为纪念“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题词20周年，于1972年6月9日至7月2日，在北京、天津、石家庄、保定、唐山、张家口举行全国五项球类(篮球、排球、足球、乒乓球、羽毛球)运动会。这是自“”以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大型运动会，参加运动会的有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国人民、各行业体协等46个单位，运动员达2950多人，对重建队伍、恢复训练、促进体育事业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王猛又乘筹备和举行这项大赛的时机，把绝大多数在屯留的体委干部调回北京，投入各项工作。可称为一举两得，一箭双雕。

　　鉴于在山西屯留的体委干部人数已不多，王猛召开领导班子会议研究决定，索性把干校从屯留撤离，迁移到北京西郊的射击场，建成一个干部学习、培育的基地，于1972年10月16日向国务院写了专题报告，很快得到批准，开了干校回迁之先河。

　　国家体委大刀阔斧地彻底解放干部，当时在国务院各部委里是十分突出的。不仅于此，由于体育系统恢复业务活动早，缺少人手，王猛还主张从各方面调能干的人，派人到体委系统以外四处去网罗人才。当时

　　陆续从国务院办公厅、外办、外交部、中国科学院、团中央等单位调来一批干部，充实到了国家体委各个岗位。

　　当年国家体委成了许多干部向往的热土。著名作家郭小川，从湖北咸宁“五七”干校回到北京，想写点东西。他在1965年曾写过引起轰动的报告文学《小将们在挑战》，对体育很有感情，想再到体委深入生活。王猛表示欢迎，并予以很好的安排。不久，郭小川写出了反映乒乓球运动员庄则栋的人物特写《笨鸟先飞》，发表在1973年4月的《新体育》杂志上。他是老作家中“”开始后较早发表作品的一个，引起各界反响。香港报刊曾予以转载，并配有《久违了，郭小川》的报道。这下子被发现了，等到批林批孔运动一开始就发话道：“黑线人物郭小川怎么窜到体委去的，要查一查!”当时王猛已自身难保，当然也保护不了郭小川，结果，郭小川让文化部的军宣队又“揪”回“五七”干校去了。

　　对解放出来的干部，王猛给予充分信任和大胆使用。他的一贯宗旨是体育工作主要依靠他们做。1972年春，中国乒乓球队要访问美国，外交部遵照指示要让在“乒乓外交”中立功的小将庄则栋当代表团团长，王猛赞成。但他提议由刚解放出来的老干部李梦华当副团长，来辅助庄则栋。可是当时党的核心小组内有人派性严重，极力反对，还到处告状。得悉这个情况后，派外交部康茅召同志来体委了解情况，王猛再次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并指出此事不能在核心小组讨论，因为意见分歧，不同意的可能占多数，还是请中央定。最后由下决心，让李梦华当了访美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副团长。

　　黄中是国家体委老的副主任，因个人历史和家庭社会关系复杂，而且还有一份揭发他在西安的报纸上登过自首书有叛变行为的材料有待查证，一时难作结论。王猛将他从屯留调回北京，要他先出来工作，然后再作结论。但黄中顾虑重重。王猛先后三次到他家登门拜访，一方面向他了解体委的情况，听取他对体育工作的意见，另一方面同他谈心，动员他大胆出来工作。经过“三顾茅庐”，黄中终于打消了顾虑，愉快地出马抓体育科研的恢复工作，很快大见成效。后来经过调查，证实刊登自首书的是另一个与他同名的人，于是迅速做出审查结论，恢复了他的副主任职务。

　　王猛对国家体委老领导的尊重、信任和爱护，还有一个事例值得一提。共和国体育元勋元帅被等致死后，又把其夫人薛明发配到贵州山区，而且让她隐姓埋名，成了“神秘的老太婆”，受尽苦难。“9・13”摔死以后，1971年11月，派人到贵州将薛明找回北京，得以与失散多年的儿女团聚。当时她家住在东四胡同一所简陋的平房里，到了雨季房屋漏水，抽水马桶也坏了，好多天了找不到人修，生活遇到很大困难。办公厅的老副主任金鉴萍找到王猛的秘书孙景立谈了这件事，孙秘书报告王猛，王猛大声说：“为什么早不告诉我，现在马上去看看。”王猛让金鉴萍带路立即到东四胡同薛明家去问候，察看情况，薛明很感动，并感慨地说：“王猛你好大的胆啊!现在有人躲都来不及，你敢到我们家来啊!”当时尚未，头上还扣着“反修正主义”的大帽子。王猛回答说：“我才不管这些呢?至多也把我打成黑帮。”他很快让后勤部门前来修理，解决了薛明家的生活难题。王猛的这个举动，在体委老干部中引起强烈反响。

　　国家体委大胆解放、使用、关心和爱护老干部，对省市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王猛还利用出差机会，到处做工作。他到贵阳，就问贵州省体委军管会的领导：省体委的老主任田白玉在哪里?对方说还在受审查。问主要是什么问题，回答说是执行的修正主义路线。王猛认为这是工作上的问题嘛，有错误应该让他在工作中改正，这些有经验的老同志应尽快解放，我们军队干部对体育工作是外行，主要是依靠他们。王猛打听到田白玉住在体育场看台下的小黑屋里，特地跑去看望，田白玉激动得说不出话。王猛又亲自找到省革委会负责人何光宇完美电竞dota2、石新安谈，请他们解决。

　　王猛到成都观看体育比赛，他派人将靠边多年的省体委老领导一一请出来，在主席台就座，与他一起观看比赛，让他们公开亮相。在上海，他发现市体委副主任沈家麟虽然已经解放，但只担任群体组组长，显然使用不当，他向当时上海市革委会分管体育的副主任徐景贤提出这个问题，这个“”的余党不以为然，两个人还争辩起来。

　　到1973年底，国家体委系统的干部基本都已解放，体育工作很快得到恢复。制定了发展体育事业的长远规划，国内和国际的体育活动蓬勃开展，呈现一片新的局面。然而好景不长，这一切触怒了“”。1974年初，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并插手国家体委，掀起了一股王猛的狂风恶浪。

　　我一直在想，为什么和对待王猛的态度截然相反?对王猛赏识、信任、重用，则恨得咬牙切齿，欲置于死地而后快。我和王猛作了多次长谈，又看了大量的档案材料，渐渐明白，根本的原因是思想和路线的对立，两股道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但另外也有一个因素，就是王猛生性刚烈，憎爱分明，正气凛然，他非但不领的情，反而的拉拢，致使矛盾迅速激化、公开化，演绎出一幕幕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过去，不认识王猛，并无宿怨。王猛第一次接触比认识还晚一年，那是在1970年的华北会议期问。有一天会议散后走出会场，在门口的李作鹏叫住了王猛，把他介绍给。彼此只是握握手，简单寒暄几句，没有留下太深的印象。作为夫人，又是中央局委员，王猛对她是尊重的。

　　但是，在后来的一次主持的会议上，大出王猛的意外。那天一进会议厅，就捧着脑袋坐进沙发大喊大叫：“我受不了啦，头里那么难受还要我来开会!”闹得会场一片惊慌。很冷静地说：“同志你不舒服就回去休息吧!”连忙把她弄走。这哪里像个中央领导?完全是一个泼妇架势，这给王猛留下极坏的印象。

　　王猛到国家体委上任之后，不断地来体委，一会儿观看体育比赛，一会儿讲话作指示，一会儿又和运动员打球，表现出超乎寻常的兴致。看来，她要染指体育，并声称已经进入了“角色”。

　　197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晚上，王猛正在东四十四条的家中吃晚饭，突然接到庄则栋打来的电话：“主任，中央在等你，请你马上来人民大会堂。”王猛撂下饭碗就出发。当他匆匆走进人民大会堂，看见与庄则栋、张燮林、林慧卿、郑敏之等乒乓球世界冠军

　　在一起吃饭。热情地招呼道：“王猛来了，快坐下来一块儿吃。”王猛说已经吃过了。让服务员为他斟上一杯酒。

　　过了一会，嚷嚷：“咱们走，带你们去参观一个地方。”于是大伙儿走出人民大会堂，登车跟着的车在夜色中奔驰。车一直开到毛家湾，带领大家参观的窝。一边走，一边还给大家讲解，显然她对这里很熟悉：这是会客室，这是游泳池，这是叶群的卧室等等。有一间大屋子里摆着许多电话机，指着一部机子神秘地说：“叶群与黄永胜经常在电话里调情，一打就是一两个小时，用的就是这种录音电话。”

　　后来，大家就坐在会客室休息，显得特别兴奋、活跃，竟伸出手来对林慧卿说：“我年轻时也喜欢运动，咱们来比谁的手有劲。”林慧卿就与她握住手将胳膊肘撑在桌面掰腕子，林慧卿怎么好意思用劲，明显地让胜了。她高兴得哈哈大笑，转过身来说：“王猛，咱们两个来比一比!”

　　王猛毫无思想准备，觉得不像样子，就回避说：“我没有劲，”也不伸手。却死皮赖脸，伸出手等在那里，催促道：“快来比一比嘛!”为了在运动员面前不使太难堪，王猛只得无可奈何地伸出手应付一下。却握住不放，嗲声嗲气地说：“啊!你的手这么大呀!”实在令人肉麻。

　　喜欢照相，拍了照片到处送人，他问庄则栋：“我给你照的相片收到了吧，怎么样?”庄则栋说：“同志照得好，艺术水平高，我们拿到后都非常高兴，非常激动。”

　　又问王猛：“我给他们照了相，你说怎么样?”王猛勉为其难地应酬说：“那好啊!”接着便道：“你不要吃醋哟!”这是什么话!王猛保持严肃的沉默。越发不成样子，大笑道：“吃醋了吧!吃醋了吧!”听了叫人恶心，哪里像是党中央局委员说的话，完全是一副旧上海滩二流演员的轻佻相。

　　最后，大家到录相室里坐下，看一部空军批判死党周宇驰的录相片。看了一会儿，王猛觉得没有劲，嘀咕了一句：“这个会开得一点没有气氛!”坐在前排听见了，回过头来冷冷地说：“我看你怎么一点也不气愤!”

　　王猛一听心火直冒，忍不住顶了一句：“我不气愤?我比谁都气愤!”大概没有料到有人胆敢在大庭广众之下顶撞她，愣了几秒钟回过味来，恶狠狠地说：“嗬，你比谁都气愤?”王猛说：“是的。”

　　再也没有情绪看下去了，加上屋子里比较冷，就对大家说：“我先回去，你们继续看，都坐着谁也不要动。”庄则栋等还是纷纷站起来送她，唯独王猛真的坐着没动。庄则栋送走回来说：“主任，你怎么不起来送送。”王猛回答：“同志不是有指示，叫我们继续看，谁也不要动嘛!”

　　过几天，庄则栋就传过话来：“同志讲，王猛对我有戒备。”“王猛小里小气的，不大方。”王猛想，我是对她有戒备，她语言低级，丑态百出，不知道害臊，没法像她那样“大方”。

　　其实，王猛确实看不惯那些做法，对她早有戒备。她在国务院没有任何职务，也不分管体育，老跑到体委来指手划脚，这里讲话，那里作“指示”，这和当年陈伯达到和华北地区乱跑乱说有什么区别?难道也想当国家体委的“太上皇”?这引起王猛的高度警惕。曾亲口对王猛说：“以后体委有什么事可找她。”王猛严格按组织原则办事，有问题请示国务院和，一次也没有去找过她。她又要求王猛把每周的体育竞赛活动报告她，以便选择来观看。王猛就让办公厅将有关资料转交给她的秘书，从不与她直接打交道。

　　当时，国家体委刚恢复工作不久，国际国内的活动多了起来，王猛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可是为了拉拢王猛，有时一天让秘书数遍打来电话，一会儿要拉他去参观，一会儿又要他去看“内部”电影。有一次，王猛被拉去陪着看《斯大林格勒保卫战》，这部片子王猛早已看过，又无法脱身，只好一个人坐到休息室里生气，他对的所作所为厌恶至极，电影一完就急忙跑回办公室准备接待日本外宾的事情。

　　刚到办公室不久，那里的电话又来了。又要王猛陪她看比赛。王猛一听就火了，大声对接电话的孙秘书说：“你告诉她，我没有那么多闲工夫陪她!”孙秘书看到生气，赶紧将电话机的送话筒捂住，以免对方听到，他后来就婉转地向的杨秘书解释：“王主任准备接见日本外宾，实在没有时间了。”王猛一听就火了：“你孙景立怎么那么胆小，她再来电话，就按我的原话说，我没有闲工夫陪她!”

　　在王猛的凛然正气面前，一一碰壁，拉拢不成，就怀恨在心，找机会捉弄人。1971年12月29日下午，要到北京体院参观，约好的时间她却提前了，当王猛来到体院的时候，她已经在那里。看完表演，她明明说：“结束了，咱们都回家去!”可是当王猛回到家中刚坐下吃晚饭，电话就来通知，已在北京体育馆看体育比赛。她分明是从体院直接过去的。王猛只好饿着肚子赶去，对他的态度明显冷淡。之后，得意地对庄则栋说：“那天王猛够狼狈的吧!”为了对付的无理取闹，王猛当然也有办法。他在党的核心小组会议上正式提出：“现在中央领导同志经常来体委视察工作，我们大家都很忙，不要光是我一个人出面，今后根据情况轮流陪同，作为日常工作来安排。”从此以后来体委时，他就派其他副主任出面，尽量少与她打交道。 这一切，使更加耿耿于怀，其中有一件事，她特别恼怒。

　　那是1973年6月17日，到北京体育馆的游泳馆观看美国游泳跳水队的表演，她摆出一副要抓体育工作的架势，对体委领导和教练做出指示：“游泳要从儿童抓起。”并再三强调，我国的江河湖海那么多，全国都要从儿童抓起。意思很清楚，就是要国家体委正式发文件，把她的话传达到全国去。王猛与有关人员研究，认为撇开国务院，直接向全国转发一个不分管体育的领导的讲话没有必要，但的指示不执行也不行，就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以群众要求的角度，把这件事报到国务院。处理得也很高明，不说可否，只写了“请同志阅处”7个字，把皮球踢回去。非常恼火，但也不好再说什么，只得作罢。在后来一次接见运动员的会上，眼瞪着王猛大声说：“我再也不到你们体委讲话了!”王猛没吭声，但心里明白她说的什么事。

　　哪肯罢休，就不断找茬儿。又有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当着的面大发脾气，怒气冲冲地斥责王猛：“听说体委的归国华侨入党那么难，说是不能随便发展，是不是你王猛搞的?”王猛冷静答对：“我本人没有那么做，体委的工作中有没有这个问题，我可以查一查。”把她顶了回去。